周家望
贵州铜仁的万山区，有座汞矿遗址。站在斑驳的矿区大门口，“呼呼”的山风吹来，必须低着头、前倾着上身才能迈得开步。山风刺骨，我身上那件薄薄的夹克衫，不由得瑟瑟发抖。
暗淡了匆忙身影，远去了机器轰鸣，眼前只留下宽宽的石板路，和路两边低矮的临街房。矿区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，似乎逆风而行，就能走进远处起伏的山峦。
矿上的风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哐哐”作响，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；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，连后座上空瘪的邮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，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书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溜达……
矿上的风吹到了我记忆的深处。50多年前，我的大伯是内蒙古乌海市洗煤厂的一名洗煤工，大娘没有生养，老两口在矿上相依为命过了一辈子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大伯大娘到北京来过一趟，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安定门内大街的前肖家胡同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我放学一进家门，看见两个上岁数的陌生人正咧着嘴低头看我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之所以害怕，一是那个年代平时见的生人很少，二是他们俩身上都黑乎乎的，跟国子监西口煤铺里推着平板三轮儿送蜂窝煤的老头一模一样。不是我说的玄乎，母亲给他们换了三盆热腾腾的洗脸水，那水才见了清汤儿。大伯伸出木锉般的大手来拉我，他脸上、手上裂开的纹路里，还能看见一道道细细的黑线。这脸膛，这大手，这黑线，现在叫生活磨砺的印痕，过去叫工人阶级的本色。
大伯大娘识字不多，和家里联系要靠矿上“代写书信”的服务。我上学到三年级，父母就叫我负责跟大伯大娘写信了。信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，基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安信，隔些日子就寄一次，互报平安。后来我编了个顺口溜打趣此事：“大伯大娘你们好，每天早上起得早，先刷牙后洗脸，先穿褂子后穿袄……”有一次我跟妹妹嘀咕这个，被母亲听到，把我数落了一顿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矿上的工作有多危险，亲人的平安有多重要。如今，大伯大娘已经去世多年，我也满头华发，很多往事已如烟隐去，可这个淘气的顺口溜居然还在我的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。
矿上的风吹迷了我的眼睛，揉了揉，有点儿湿，眼眶周围凉凉的。再定睛看时，老街路南侧的国营照相馆，又勾起了一波“回忆杀”。国营照相馆里，墙上不但挂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明星周璇的大照片，还挂着当年矿上各个先进班组的集体合影，一个挨一个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恩师陈建功先生1970年在京西门头沟木城涧煤矿挖煤时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上的他，戴着有头灯的安全帽，一身黑黢黢的工作服，腰间系着皮带，脚下一双长筒胶鞋，跟十来个窑哥们儿嘻嘻哈哈地站成随意的一长溜，个个黑脸膛上露出两排小白牙。那时的建功老师才21岁，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年纪，一束阳光从人群的左上方洒下来，正好照在他脸上。这难得的片刻轻松的笑容，或许是他在学业被迫中止后渐渐融入矿山生活的写照吧。而他去年出版的那部非虚构长篇作品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，也成了这张照片最好的注释。
2025年秋天，我开车陪他回了趟木城涧煤矿。那里和贵州铜仁的汞矿遗址一样，永久封了矿井，成了“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”，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、奋斗历程和苦难艰辛，都凝结在恣意生长的蓬蒿深处，凝结在宿舍楼、图书室、食堂……那些因山而建的老建筑物里。这些岿然不动的“老家伙”饱经风霜，即使矿上的风吹得再硬，也从从容容，处之泰然。
矿区多在群山中。有趣的是，矿洞外面的风又寒又硬，矿洞里面的风却又暖又柔，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开关，在阴阳强弱中自由转换。我徜徉在矿上的风中，尝试着去领悟它带给我的感受。这风，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师尊长者，教我们坚韧，给我们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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